熊節：美國如何用八條繩索鎖死全球南方的數位未來

2026年5月19日，筆者在巴西聖保羅參加了一場以中巴人工智慧合作為主題的圓桌論壇。這場名為「金磚能量匯聚—人工智慧無界」的活動，既為慶祝中國—金磚國家人工智慧發展與合作中心成立兩週年，也標誌著上海徐匯區巴西服務網路的啟動。作者以全球南方學術論壇秘書長的身份在論壇發言，所提出的核心判斷是：「全球南方」國家的數位化發展與治理，長期被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深度影響與塑造。

為說明這項塑造之深，筆者在發言中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美國主要科技公司在巴西常駐約75名政府關係專家，其中Meta與Google各自擁有十餘人的專職遊說團隊；這些人絕大多數是巴西本國公民，約七成有在巴西各級政府任職的背景，連巴西前總統特梅爾（Michel Temer）都曾受僱為Google遊說。

筆者由此提醒在場的中國企業代表：Google、微軟等美國科技巨頭從不把自己僅僅當作普通的市場競爭者，它們深度介入「全球南方」國家的國家戰略、政策與立法；中國企業如果自認為只是在參與市場競爭、迴避參與數字規則的製定，在人工智能這樣的重大基礎設施領域將付出代價。

「金磚聚能・ai無界」上海徐匯人工智慧企業海外推介會暨「投資上海·共享未來」海外行系列活動（巴西聖保羅站）

這項判斷正是本文的起點。要真正理解美國對「全球南方」國家數位主權的塑造，就必須超越任何單一的事件或手段，有系統地檢視其運作方式。筆者認為，美國塑造「全球南方」國家數位產業方向的影響力運作並非雜亂無章，而可歸納為八個相互關聯的途徑：經濟脅迫、結構性依賴、制度化對話、智庫敘事、企業遊說、標準與規則、技術生態綁定、投資篩選。本文並未對這歸納本身展開論證，而是將其作為既定的分析視角，逐一檢視這八個途徑如何運作、效果如何。

在經驗資料上，本文以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為主。這個選擇有其理由：巴西是全球南方中數位治理意識最強、抵抗最為系統的大國之一，美國對其施加影響力的各種途徑在巴西案例中表現得最為完整、證據也最為充分；阿根廷作為拉美的另一個重要案例，則提供了一個方向相反的對照。本文同時輔以加納、印尼、馬來西亞、南非的案例，以呈現這些途徑在不同國家的可複製性。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寫作意圖不止於學理分析。中國已擁有完整的數位基礎設施與獨立的數位主權，美國對「全球南方」國家數位產業方向的影響力運作不會直接作用於中國自身的數位主權。

然而，當「全球南方」國家的數位產業政策、技術標準與治理規則被美國系統性地塑造和鎖定，中國數位科技與產品進入這些市場便麵臨日益增多的隱性壁壘——不是關稅壁壘，而是由標準不相容、認知框架錯置、政策偏向美國生態所構成的結構性障礙。看清這八個途徑，是理解中國數位產業國際拓展所處環境的一個必要前提。

一、經濟脅迫：關稅、301調查與簽證制裁作為數位政策槓桿

筆者首先考察經濟脅迫這一途徑。其因果邏輯是直接的：以關稅、301調查、簽證制裁等可見而可量化的懲罰性手段，迫使目標國行政當局在數位政策上讓步。 2025年美國對巴西的行動，是這一途徑近年來最完整的一次呈現。 2025年7月9日，川普致函巴西總統盧拉，宣布將對巴西商品加徵50%關稅。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信與他同期發給其他國家的關稅信函格式完全不同：發給其他國家的信以貿易失衡為由，而致巴西的信通篇關乎巴西內政——前總統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受審，以及巴西最高法院對美國科技公司的所謂「攻擊」。 7月1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正式啟動針對巴西的301調查，六個調查領域中，數位貿易與電子支付服務居首位。

該調查所列的具體指控，清楚地揭露了脅迫的真實標靶。美方將巴西最高法院要求社群媒體平台對非法內容承擔責任的裁決、巴西對個人資料跨境轉移的限制，以及巴西央行營運的即時支付系統Pix，一併列為「不公平做法」——其中Pix被定性為「不公平競爭優勢」與「國家補貼」。 7月30日，川普簽署第14323號行政令，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對巴西加徵關稅，使總稅率達50%。與此配合，美方也撤銷了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賴斯（Alexandre de Moraes）及其同僚的簽證。一場以「貿易」為名的衝突，真正的爭點是一個全球南方大國的數位主權。

然而，脅迫並未取得預期效果。盧拉政府明確拒絕在主權問題上讓步，多次聲明巴西「接受談判，不接受強加」。更值得注意的是脅迫的「反向效應」：兩次獨立民調都顯示，關稅威脅之後盧拉的支持率不降反升，約72%的受訪者認為加關稅的行為是錯誤的。

在貿易層面，2025年8月至12月間巴西對美出口年減約37億美元，但其總出口仍創紀錄－中國吸收了約37%的重新導向出口，巴西對印度的出口成長52.9%，對摩洛哥的貿易成長62%。脅迫之所以在巴西碰壁，一個結構性原因是巴西對美出口僅佔其總出口的約12%，脅迫的經濟威懾力因此被大幅削弱。

阿根廷案例提供了一個方向相反的對照。在阿根廷，脅迫更多以金融維度展開。美國曾於2012年以阿根廷未履行仲裁賠償為由暫停其普惠制（GSP）待遇，2017年又附條件恢復；自1996年起，阿根廷已經被列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特別301”名單約三十年。

2025年，在美國主導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阿根廷提供200億美元貸款，該貸款帶有明確的政治條件性——基金組織總裁公開敦促阿根廷在選舉中「保持正軌」。連同其他管道，美國向阿根廷提供的金融一攬子支持在400億至820億美元之間。

川普曾直言：“如果米萊輸了，我們不會對阿根廷慷慨。”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阿根廷於2026年簽署美阿互惠貿易投資協定，承認美國為數據跨境傳輸的“充分管轄區”，承諾不徵收數字服務稅。巴西的抵抗與阿根廷的順從之間的差別表明，脅迫的效果高度依賴目標國的結構性條件與政治選擇。

川普關稅極大影響了南美經濟

脅迫並非拉美獨有。印尼在32%關稅的壓力下簽署貿易協定，關稅最終降至19%；南非被加徵30%關稅，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高稅率；加納的基線關稅則由10%升至15%，疊加非洲增長與機會法案（AGOA）到期的影響。由此可見，美國對「全球南方」國家的策略已發生一個明顯的轉折——從過去以普惠制、開發金融等「胡蘿蔔」維繫合作，轉向以關稅和301調查等「大棒」為主。

2021年美國曾終止對巴西數位服務稅的301調查，而美國開發金融公司（DFC）與巴西國家開發銀行2024年的合作框架、對裡約智慧城市計畫的2.67億美元擔保，如今都已置於脅迫的陰影之下。需要指出的是，關稅這類可見的脅迫，恰恰是八個途徑中效果最不穩定的一種。真正持久的影響力，來自下文將要討論的那些更隱蔽的途徑。

二、結構性依賴：數位基礎設施不可取代性對政策空間的壓縮

第二個途徑是結構性依賴。與經濟脅迫不同，它並不表現為某一次主動的施壓；它是一種歷史積累而成的結構性狀態——目標國在關鍵數位基礎設施上對美國存在不可替代的依賴，而這種依賴本身就在持續壓縮其政策空間。巴西的依賴程度可由一組數據勾勒：Google佔據巴西搜尋市場約91.63%的份額，WhatsApp的使用率達90%，安卓與iOS兩套美國作業系統合計佔據行動作業系統市場的99.77%，亞馬遜、微軟、谷歌三家的雲端服務則佔據全球約64%的份額並主導巴西市場。在物理層，巴西與世界相連的海底電纜中，六條以上通往美國。

這種依賴之所以構成主權問題，在於它在危急時刻仍難以撼動。 2013年，史諾登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了巴西總統羅塞夫本人及巴西國家石油公司的通訊。這起事件激起了巴西強烈的主權意識，推動了《網路民事框架》（Marco Civil）的立法。

然而，即便在如此強烈的政治動員之下，要求資料本地儲存的強制條款仍在立法過程中被否決——因為巴西無力承受美國平台撤出的代價。十餘年後，同樣的邏輯再次上演：巴西人工智慧計畫（PBIA）最初以建立自主資料中心為目標，但不到一年，微軟宣布27億美元投資並展開私下遊說，巴西聯邦數據處理服務局轉而與亞馬遜、谷歌結盟，將公共數據遷往美國雲。

巴西學者里卡普（Cecilia Rikap）將此結果稱為「被管理的依賴」（managed dependency）而非主權；另一位學者菲加羅（Roseli Figaro）的判斷更為直白——本地託管並不等於主權，房子終究屬於別人。這種結構性依賴並非巴西獨有。

南非的數位基礎設施呈現「多源依賴」的格局－平台依賴美國、設備依賴中國、監管標準依賴歐盟，而美國雲三巨頭在南非企業中的信任度合計高達95%；馬來西亞的雲市場約68%至73%為美國三巨頭佔據，其104個聯邦機構中有71個使用外國雲；筆者認為，結構性依賴是其餘各個途徑得以有效運作的基礎：依賴越深，脅迫越可信、遊說越有力、綁定越自然。

三、制度化對話：技術官僚政策偏好的嵌入式塑造

第三個途徑是製度化對話。它的運作方式是嵌入式的：透過長期、制度化的雙邊與多邊對話管道，在持續的「技術交流」中塑造目標國技術官僚的政策偏好，而不施加任何直接的政策要求。美國與巴西之間存在著二十餘項雙邊對話機制，其中資訊通信技術工作小組、運作十四年以上的商業對話等，構成了一個持續運作的管道網路。

一個具體的例子是，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的網路安全框架，正是經由資訊通信技術工作小組、商業對話與「美洲數位」（Digi Americas）聯盟三個對話管道進入巴西，並被譯成葡萄牙語；而美國金融服務資訊共享與分析中心則已覆蓋巴西95%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

制度化對話的“軟性”，恰恰在於它不被察覺。但2025年的關稅危機暴露了這種軟性的限度。一旦經濟脅迫被激活，對話便從合作平台變為脅迫的載體——巴西外交部至少兩次召見美國使館負責人，聲明「巴西的主權不可談判」。更值得中國注意的，是這種比召見更為隱蔽的運作如何間接影響著中國企業出海的政策環境——當數字主權監管在目標國被渲染為“太過昂貴、太過危險、在外交上太不明智”，中國基於主權互尊的數字合作方案也連帶地被置於不利的話語環境之中。

2026年2月，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簽發內部電報，指示美國外交官在全球「對抗」各國的資料主權與資料在地化倡議。一位巴西分析者對這種運作的描述頗為精準：美國令巴西退縮，「不是靠明確的脅迫，而是靠製造一種氛圍——讓數位主權監管顯得太過昂貴、太過危險、在外交上太不明智」。

阿根廷的案例則顯示了對話管道與遊說之間的模糊地帶。美阿數位經濟工作小組自2016年起運作；而由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主辦的「美阿戰略論壇」自2017年起持續運行，自稱是對官方雙邊對話的「補充」。

耐人尋味的是，該論壇由私營部門主持，其中一位核心報告作者同時擔任微軟的戰略外部事務總監與該論壇的主任；該研究中心一份反對數據本地化的報告，則在腳註中披露接受了Facebook的資助。當對話桌與遊說桌由同一批人主持時，「嵌入式塑造」與「直接幹預」之間的界線已經難以劃清。

第四個途徑是智庫敘事。美國主要智庫透過政策分析、研討會與媒體評論，建構理解目標國數位治理的認知框架——其要害不在於直接遊說，而在於設定政策討論的話語邊界，即定義什麼是「合理的」政策。在巴西問題上，這種敘事建構是系統性的。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ITIF）將資料在地化與數位主權措施定性為“數位重商主義”，主張美國應以301調查應對；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在《對抗數位絲綢之路：巴西》一文中，將巴西定位為“中美科技競爭的關鍵前線”；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則將巴西對多極化的追求稱為“虛假的替代品”選擇。

敘事的運作有時是「重新命名」。同一家策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另一份由蓋茲基金會資助的報告中，將巴西的Pix系統納入「數位公共基礎設施」與「金融普惠」的敘事框架。這個框架本身並無錯誤，但它將一個具有鮮明主權含義的公共支付基礎設施，重新定義為一項中性的“發展工具”，其主權政治的含義因此被稀釋。

當然，筆者須如實指出，英美智庫的敘事並非鐵板一塊。倫敦政經學院的分析批評了美國的脅迫方式，並指出「脅迫通常帶來抵抗而非順從」。

這套敘事的一個突出特徵，是它的可複製性。幾乎同一套話語，被原樣套用於其他“全球南方”國家：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稱印尼的數據本地化是“自我挫敗的政策”，稱南非的數據保護規則“系統性地不利於美國的技術領導力”；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將印太經濟框架描述為“自由開放的互聯網”與“中國式圍牆花園”之爭，又將阿根廷戰略定位為“美國的戰略”。

敘事途徑的厲害之處在於，它使目標國在開口討論之前，就已經接受了對方所定義的詞彙。對中國而言，值得注意的同樣是這一點：當中國企業與「全球南方」國家討論數位合作時，對方使用的概念框架——什麼是「合理」的監管、什麼是「開放」的互聯網——往往已經被美國的敘事所預先塑造。

五、企業遊說：對立法與監管結果的直接幹預

第五個途徑是企業遊說。美國科技企業在目標國建立起高度專業化的遊說網絡，以旋轉門、平台武器化、政治結盟等組合策略，直接改寫或阻止監管立法。巴西「假新聞法案」（PL2630）的立法受挫，是這條途徑迄今最完整的案例。在旋轉門方面，巴西約75名大型科技公司的政府關係人員中，約68%至73%有政府背景；最具標誌性的是，前總統特梅爾於2023年6月受谷歌僱傭，充當谷歌與該法案報告人之間的「調解人」。

在平台武器化方面，2023年5月，Google在其佔據巴西85%至97%份額的搜尋首頁放置反對該法案的標語，並將「PL」的搜尋補全引向「PL da Censura」（審查法案），一週之內投放的相關廣告超過35萬美元。 YouTube向創作者後台推播警告，Telegram則向全體用戶推播「巴西即將終結言論自由」的訊息。巴西司法部部長立刻下令谷歌在兩小時內撤下首頁鏈接，否則處以每小時100萬雷亞爾的罰款。

科技企業投放了大量廣告阻止法案通過

在政治結盟方面，美國科技企業與巴西的極右翼及福音派結盟；Meta甚至炮製了一份聲稱該法案將導致「聖經被禁」的文件，分發給福音派議員。這套組合策略最終奏效：PL2630被擱置，其替代法案PL4691僅保留了原文約5%的內容，核心義務被刪除。一項跨國調查記錄了大型科技企業在拉丁美洲的2977次影響力行動、涉及1516名公司代表。

筆者認為，理解這一途徑的關鍵，是認識到遊說的真正目標並不止於某一部法案，而在於阻止「先例」——正如有分析指出的，「如果平台監管法在巴西獲得通過，將對整個全球南方產生效應」。巴西所阻擋的，是替所有「全球南方」國家阻擋的。

與經濟脅迫類似，過激的遊說也會引發反彈。在巴西，最高法院改變了《網路民事框架》第十九條的解釋，令平台承擔更多責任，反壟斷機構對谷歌發起調查，約78%的巴西人支持追究科技公司的責任。阿根廷則再次提供了相反的對照：米萊本人於2024年6月赴矽谷會見谷歌、Meta、蘋果、OpenAI的首席執行官，2024年谷歌高管與阿根廷政府舉行了14次正式會議，其經濟顧問主動將阿根廷包裝為“規避美國和歐洲監管的對沖選擇”。

此外，這套做法是可複製的：在印度尼西亞，Google與Meta反對該國的出版商權益法規，美國—東協商務理事會以20頁長信挑戰印尼的內容監管，美國大使直接會見印尼通訊部長。企業遊說在巴西如何運作，便會在別處如何運作。

六、標準與規則：技術治理向美方體系的錨定

第六個途徑是標準與規則。它透過國際標準化組織、產業自律規範、事實標準、治理模式倡議與NIST框架推廣等多種載體，將目標國的技術治理錨定在美國主導的體系之內——而錨定一旦形成，路徑依賴與高昂的切換成本便使其難以回頭。在巴西，NIST網路安全框架的推廣是系統性的，包括葡萄牙語翻譯體系、美國國際貿易署組織的赴巴西訪問，以及「美洲數位」聯盟的交流活動。

然而，標準錨定在巴西並非暢通無阻。在資料保護領域，巴西選擇了以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為藍本的路線，其《一般資料保護法》（LGPD）於2026年1月與歐盟達成資料充分性互認。美國電腦與通訊產業協會（CCIA）持續敦促巴西承認“美國充分性”，始終未能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標準錨定受挫之後的結果：當行業協會無法通過標準途徑達成目標，它便轉而將巴西的相關法規重新定性為“貿易壁壘”，送入301調查。這清楚地顯示了一條由「軟」標準向「硬」脅迫升級的路徑。

標準與規則途徑也包含一場關於治理模式的爭論，即「多利益相關者」（multi-stakeholder）與「多邊主義」之爭。這項爭論看似技術性，實際上關乎全球網路治理的權力格局──「多利益相關者」模式在實務上往往有利於美國科技企業與美國主導的體系，NETmundial+10即被批評為模糊了它與多邊主義之間的邊界。

筆者認為，在“全球南方”國家強調“國家之外的多利益相關方”，其客觀效果往往是削弱對國家數字主權的關注。在其他地區，標準錨定同樣在推進：阿根廷國家網路安全中心2026年的一項決議，強制公共部門對標NIST標準，並在美阿協定中承諾加入美國主導的「全球跨境隱私規則論壇」；印尼則在貿易協定中寫入「承認美國為資料保護充足司法管轄區」的條款。標準是慢性的、技術性的，最容易被當作「純技術問題」而被放過，但它鎖定的是一國未來十年的技術路徑。

七、技術生態綁定：開發者與學生技能棧的鎖定

第七個途徑是技術生態綁定。它透過開發者佈道、認證體系、教育滲透與開源社群收編，鎖定目標國開發者與學生的技能堆疊和認知框架。這途徑最值得注意的特徵，是它的「自然偏移」──它並非強制，而是在結構性條件之下，使用美方工具成為最便利、最「正常」的選擇。其規模可由巴西的數據見出：Google雲端承諾在巴西培訓100萬人，其「Capacita+」活動以單日培訓20萬人為目標，並與50所大學合作；亞馬遜雲端科技的「AWS Treina Brasil」承諾到2028年免費培訓100萬人，其學院計畫經由教育集團進入巴西高校，涵蓋85萬名拉丁美洲學生；一款由教育企業與亞馬遜雲端科技合作開發的人工智慧助手，則涵蓋了7,000所巴西學校。

與培訓規模相對應的，是公共支出的方向。自2014年以來，巴西在Google、微軟、甲骨文的軟體、雲端與安全授權上花費約42億美元，而對本土替代方案的投資極少。在這一途徑上，一個尤其值得警惕的變體，是「主權人工智慧」敘事——綁定被重新包裝為「主權選擇」。英偉達將一個面向巴西的資料集標註為「主權人工智慧」（sovereign AI），而Google雲端則將其部署方案包裝為「不犧牲國家主權」。當綁定以「主權」之名出現時，目標國接受它便顯得更為自然。

這途徑在其他國家的滲透同樣深入。在馬來西亞，Google的「Gemini for Education」涵蓋了全部20所公立大學、近60萬名學生與7.5萬名教職員工，微軟則聲稱累計培訓約170萬人；在南非，高等教育與培訓部與谷歌簽署諒解備忘錄，將谷歌引入全部公立高校體系，亞馬遜雲端科技也將其首個海外技能中心設在開普敦；在印度尼西亞，微軟的一項計劃在八個月內培訓了120萬人；在加納，政府主動將谷歌的10萬份職業證書獎學金納入本國的「百萬程式設計師」國家計畫。

筆者認為，技術生態綁定是八個途徑中回報週期最長，也最難逆轉的一種：當一代技術人才在認知上習慣於用美方工具思考、用美方框架定義問題，產業方向便會「自然地」偏移過去。等到一國意識到這一點，往往已經難以回頭。

第八個途徑是投資篩選。美國的創投、企業創投、平台創業扶持與政府開發金融，透過資本配置決定哪些創業方向獲得支持，進而篩選出目標國新創生態的成長方向。這種篩選往往帶有明確的策略指向。

美國開發金融公司直言，其對巴西稀土項目的投資，是為了「為美國市場確保可靠的西半球關鍵礦產來源」；該公司2026年獲得重新授權後，投資上限由60億美元提高到205億美元，並明確以對沖中國的數位基礎設施融資為目標。在企業層面，微軟對巴西投資147億雷亞爾，向3300家本地新創企業提供超過900萬美元的雲端服務額度；微軟創投的巴西基金則有孟山都、高通參與，定向篩選農業科技方向。

美國在巴西本地開設稀土礦

資本篩選的結果，是存活下來的大型企業普遍依附於美國基礎設施——巴西的金融科技創投約佔拉丁美洲的42%，其中代表性企業如Nubank依賴亞馬遜雲端科技、C6銀行由摩根大通注資。這一途徑還存在著一種反諷效應。

巴西的資料在地化政策本意是增強主權，但其實際結果，卻是美國超大規模雲端服務商在巴西的實體擴張。正如非政府組織ARTICLE19所指出的，「真正的問題不是資料儲存在哪裡，而是誰擁有、控制和治理這些資料中心」。

不過，巴西也存在著抵抗資本篩選的公共力量。央行營運的Pix支付系統擁有1.5億用戶，佔54.7%的交易量，它作為公共基礎設施運行，其方向並不由美國風險資本篩選——美國301調查恰恰將Pix列為“商業壁壘”，這反過來證明了兩種邏輯的衝突；巴西國家開發銀行則代表著另一種資本配置方向。

投資篩選並非拉美獨有：美國開發金融公司在2018至2024年間於拉丁美洲投資近110億美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明確將其定位為「超越中國」的工具；阿根廷的大型投資激勵制度（RIGI）為投資者提供30年監管穩定並擴展投資仲裁權；印尼近70%的獨角獸企業則建立在谷歌上。資本的方向就是產業的方向－當一國創業生態的「存活率」由別國資本來定義，這個國家的數位未來，其實已經被預先篩選過一遍。

餘論：從中美比較看中國數位國際合作的中間真空

美國對「全球南方」國家數位產業方向的影響力運作，其顯著特徵是「全鏈條」的——從高層政治意願，到製度化對話、智庫敘事、企業遊說、標準推廣、生態綁定、資本篩選，直至經濟脅迫，每一個環節都有對應的主體在持續工作。

正是這條從政治到市場、從觀念到製度的完整鏈條，使美國的影響力能夠逐級滲透、相互強化。相較之下，中國在與「全球南方」國家的數位合作中，呈現的卻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圖景：高層的政治意願與企業的市場行為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中間地帶的真空。

這項觀察源自於筆者2026年5月在巴西的實地訪問。中巴兩國領導人在金磚框架下達成了數位化合作的宏觀戰略意向，中國的人工智慧企業也積極拓展拉丁美洲市場。然而，在政治意願與企業行動之間，那個將宏觀合作意圖逐級轉化為具體立法建議、政策方案、學術論述、媒體敘事、公眾認知的過程，幾乎是完全缺乏的。

以巴西為例，筆者所接觸的聯邦政府部會、參與AI監管立法的議員、深入研究數位主權的學者、推動技術賦能的社會運動領導者——這些本應是中國數位科技與治理經驗在目標國的天然對接者——對中國數位產業的實際發展水平幾乎一無所知。

以大模型領域為例，DeepSeek等中國開源大模型已達到甚至超過美國競品的水平，且可本地部署，從根本上解決了「全球南方」國家依賴美國雲端AI服務的困境。然而，在巴西和其他「全球南方」國家，這些中國大模型的存在本身都鮮為人知，更遑論實際使用。

金磚ai中心與徐匯區相關單位簽署的合作協議為未來深化兩國合作打下了基礎

這不是巴西獨有的現象，而是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數位合作的普遍性結構特徵。從美國的八個途徑反觀，可以觀察到中國在以下幾個維度上的現況不足。

其一，制度化政策對話的缺位。美國透過二十餘項雙邊對話機制，持續塑造目標國技術官僚的政策偏好；中國雖有金磚、中拉論壇等多邊框架及中國—金磚國家人工智慧發展與合作中心等機制性安排，但這些機制目前多以高層倡議和產業對接為主，尚未形成深入目標國技術官僚和立法進程的製度化對話能力。

其二，學術研究與政策諮詢的真空。美國智庫透過系統性的研究、研討會與政策分析，建構目標國理解數位治理的認知架構；中國的數位治理實踐豐富而獨特，但幾乎沒有面向「全球南方」國家的系統性的外譯研究、聯合學術計畫或政策諮詢產出。目標國學者想要了解中國，卻發現幾乎沒有可用的葡語、西語、法語等語種的一手資料。

其三，話語與敘事能力的薄弱。美國透過智庫、媒體與制度化對話，預先設定了目標國討論數字治理的概念框架——什麼是「合理」的監管、什麼是「開放」的互聯網；中國則在這一話語場域中近乎失語。結果不僅是中國的數位方案不被了解，更在於關於中國的資訊幾乎完全由西方媒體過濾——即便對華友好的學者和社會運動人士，也難以獲得關於中國的準確資訊。這不是意願問題，而是資訊管道問題。

其四，人才與技能生態的缺席。美國科技企業透過百萬規模的培訓項目，將目標國開發者的技能棧鎖定在美國生態之內；中國的技術培訓、認證體系、教育合作，在目標國幾乎看不到蹤影。當巴西的大學師生、印尼的公務員、加納的程式設計師在技能成長的關鍵階段只接觸美國工具和美國框架，中國技術的進入便天然地面臨認知障礙。

將以上四點與美國八個途徑的系統化運作並列來看，一個不對稱的結構是清楚的：一方在持續地、全鏈條地塑造著目標國的數位產業方向，另一方擁有先進的技術與產品，也擁有高層合作的政治意願，卻在政治意願與市場行為之間的廣闊中間地帶幾乎不存在。

而美國八個途徑中最有力量的那些——制度化對話、智庫敘事、技術生態綁定——恰恰做的就是這個工作：在目標國社會內部培育認知、塑造偏好、建立習慣，使美國的技術標準成為「自然的」選擇、美國的治理框架成為「合理的」參照。

這一中間地帶——學術研究、政策對話、人才培育、資訊管道——本質上就是國際傳播能力在數位科技領域的具體呈現。在「全球南方」國家數位產業的塑造與鎖定這場漫長的博弈中，國際傳播能力的缺位，意味著再先進的技術也只能停留在市場的邊緣；而這一能力的建設，或許比產品本身的競爭更為關鍵。